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微善，真性情。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或心智锐敏，或性格刚烈，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待人谦和，且品行坚韧，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分析造成对宝钗的评价众说纷纭的原因。

① 从创作原则看，《红楼梦》是要塑造“真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再单一、单薄。② 从读者角度看，读者选取的立场及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先入为主，都会影响对宝钗的评价。③ 从写作手法看，《红楼梦》运用了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

此题考查学生筛选整合文中信息和把握文章内容的能力。筛选信息就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经过辨别把相关的信息提取出来，前提是审清题目要求，筛选出的信息要与题目有关；而整合信息就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将文中相关的而又分散的信息集中起来，并加以处理。能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是言语理解能力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能力。这一能力点的基本要求：先筛选并提取文中重要信息，然后再进行归纳、综合、概括、提炼，形成简洁而正确的答案。解答本题应从文意入手，理解文中的观点和看法，抓住重点语句。材料一“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这是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角度；材料二“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可见立场不同，评价不同；材料三“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可见作者手法也影响了读者对人物的评价。可综合这些分析作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微善，真性情。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或心智锐敏，或性格刚烈，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待人谦和，且品行坚韧，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下列说法中，不能作为理由阐释胡菊人先生认为薛宝钗是大悲剧人物的一项是（    ）

内热外冷的分裂，使其世故。

只能用假面对付虚假的世界。

把生命激情视为疾病。

不曾像黛玉那样率性。

此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观点和筛选整合信息的能力。做答前一定要通读全文，筛选整合文中有效信息，然后将选项内容代入原文，逐一分析、判断。

A项，原文材料二第二段“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这种解释不是胡菊人先生的，最后“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认为薛宝钗是大悲剧人物的内容在第三段。

故选A。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黄旭华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前不久，老人还荣获了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黄旭华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这个使命般的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给年轻一代。

        黄旭华少年时期曾在聿怀中学读书。2017年9月29日，聿怀中学举办建校14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黄院士携夫人精神矍铄地回到母校出席活动，寄望同学们立自强之志，迈坚寒步伐，成为新一代国家栋梁。

（摘编自《汕头日报》）

材料二

        1958年，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美国为实现水滴型构造，谨慎走了三步。中国该怎么办？黄旭华大胆提出，“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只能少走弯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方案一出，黄旭华又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试验室。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知道艇体和设备的精确重量、确保重心稳定？黄旭华要求，所有设备都要过秤。在之后数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斤斤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为了艇上千万台件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网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终于，中国的核潜艇搞出来了。

（摘编自《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曾拿着算盘算数据》）

材料三

        下潜的深度，决定了核潜艇能否躲过对手的监视而成功攻击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深潜试验中葬身大海，艇上100多人全部遇难。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也要做深潜试验。试验之前，艇员心理包袱很重，为了稳定军心，黄旭华在和潜艇的官兵们开会时，大胆提出了要一同下水的决定。时年62岁的黄旭华随着核潜艇下潜至水下300米，在这一深度，一张扑克牌大小的核潜艇艇壳要承受1.5吨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摘编自臧江江、吴夏曦《核艇之父黄旭华人间蒸发30年成就赫赫之功》）

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黄旭华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原因。

① 为中国核潜艇试验默默奉献一生，是中国核潜艇试验的中流砥柱。

② 大胆开拓核潜艇研制事业。

③ 扎实苦干换来研制硕果。

④ 为科学义无反顾。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概括文章内容要点能力。

解答此类题，首先通读文章，把握文章内容大意，在此基础上明确题目要求，根据题目要求回归文章，确定答题区域，仔细阅读答题区域，从中圈画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信息，进行整合概括回答问题。

本题要求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黄旭华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原因。

通读材料，可以确定答题区域为题目所给三则材料，仔细阅读这三则材料，可以从中筛选出“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黄旭华把这个使命般的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给年轻一代”。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分条整合概括黄旭华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原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谢希德传（节选）

王增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谢希德从亲人的来信中得到这一消息。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祖国母亲，像磁石般吸引着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赤子。有人劝告谢希德不要回到当时生活贫困、科研条件差的中国去，她却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决心在学习告一段落后，立刻回国参加建设。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谢希德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并于1956年与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共同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谢希德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物理学研究的动态，努力探索真知。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她开始思索一个奥妙而又实际的问题——怎样使钢材不生锈？是什么起到抗腐蚀的保护层作用？世界上一些国家每年因腐蚀而报废的钢材达上千万吨，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我国有限的钢材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涉足表面物理。专长在半导体和固体物理研究的谢希德，如果继续从事她的研究，可以说既省力又稳妥，还可以尽快出成果；如果另辟蹊径转入新领域，即使付出艰辛的劳动，五年十载能否取得显著成绩仍是个未知数。然而，她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表面物理亟待研究，哪怕付出10倍、20倍的努力，也要勇闯难关，有所创造。作为学界前辈，她也要借此鼓励年轻人去开拓这个前景广阔的新领域。谢希德率领她的团队，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使复旦大学的表面物理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

1983年，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以她的身份，每天上下班都有专车。可是人们时常在校车上看到她的身影。她说：“在车上既可以提前处理一些公事，又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同志们交谈，倾听各种议论。从校内的事到天下事都可以成为车内的话题，其中有牢骚，也不乏独到的见解；特别有意思的是车内总有一两位不愿隐瞒自己观点、也不善于窃窃私语的同志不时发表一通高见，而且获得一些同事的共鸣。”在这里，教师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得到了反映，学校的决策又通过谢希德的宣传深入人心。

谢希德这样一位日夜为科学事业操劳的学者，业余爱好广泛，喜欢多彩的生活。她酷爱集邮，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和阅读文学作品。生活虽然是丰富的，但一个人却不可能样样喜好、样样精通。有人曾撰文说谢希德爱好和擅长烹饪，其实她对此谈不上内行。为此她特意关照那作者要实事求是：“中国的烹饪大有学问，我还未入门，其实我的手艺远不及我爱人。”

1987年，谢希德的丈夫、中科院院士曹天钦患重病住院，一位成就极高的科学家变成了比孩子更需要照顾的病人。谢希德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尽心履行着妻子的职责，为治愈丈夫的疾病倾注了一腔深情。那几年，谢希德政务缠身，再加上频繁的学术和外事活动，身心都十分劳累。但是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人在上海，她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去医院陪伴丈夫，默默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她和所有勤劳朴实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撼人心魄的人间至诚。

1999年，谢希德应邀担任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并修改书中的两篇科学小品。她深知即便是科普文章也不能不讲准确性。谢希德修改文章也像做科学实验一样，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如某作者混淆了“硅片”和“芯片”这两个概念。芯片是硅片经过多道程序加工而成的，她特地画了一个简明易懂的示意图供作者参考。另一个地方，作者为求形象生动，用“指甲大小”来描述一个面积概念。不同人的手指甲可能差别很大，即便是同一个人，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指甲大小也并不相同。谢希德根据实际情况把它改成“一厘米见方”这样较为准确的写法。求真的科学态度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谢希德对此更为看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郭沫若在《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的提纲中，列述了六个部分，其中关于诗歌的三个部分如下：

尚未入私塾的郭沫若便由母亲的口述，接触到了唐诗。后来，他在私塾中接受了严格的诗学教育，除了大量阅读唐诗、《千家诗》等作品之外，还要学习写对句及五七言试帖诗，以便掌握写古典诗的技巧。郭后来称此为“诗刑”。尽管已经写过不少旧体诗，但在郭沫若自己看来，“真正的诗的趣味和才能是没有觉醒的。”他进入诗的觉醒期是由于读到了美国诗人朗费洛的《箭与歌》。读时的感受是觉得“异常的清新”“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的一样。”（《我的作诗的经过》）1914年郭沫若初到日本学医，1915年，他读到了泰戈尔的诗，深为其清新平易而感到惊异和陶醉，后来，又喜爱上了海涅的诗，喜其诗和泰戈尔的诗一样都有清新的味道，并更有“人间味道”——尤其在爱情诗上更坦率也更浪漫。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新潮也开始卷起狂飙。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郭沫若通过阅读惠特曼、歌德、雪莱等诗人的诗迎来了“诗的爆发”期。尤其是读惠特曼的《草叶集》，深深感到了一种震撼和刷新，自己的诗风也为之一变。他立意效法惠特曼写出够味的自由诗，不再缠绵低吟、平和冲淡，而追求雄浑豪放、自由畅达的浪漫主义诗风。于是写下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等一系列“惠特曼式”的诗。郭沫若在《序我的诗》中说：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

那时，一个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以上海的《星期评论》《觉悟》《少年中国》《学灯》等报刊为侧翼，向四外发散的“新诗”传播空间，已经形成。在这一“诗的爆发期”，郭沫若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突出地显示了作为一位诗人的艺术创造和艺术风格。可惜这一良性循环状态不久因发表这一环节出了问题（换了编辑），影响了郭沫若的情绪，使得这一难得的灵感喷涌的诗歌景观过早地消失了。此外，他的这段话应注意：

“但我要坦白地说一句话，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自然，其后我还出过好几个诗集，有《星空》，有《瓶》，有《前茅》，有《恢复》，特别像《瓶》似乎也陶醉过好些人，但在我自己是不够味的。……我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序我的诗》）

晚年郭沫若也曾以自嘲的口吻写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于是，我们还是想起了他的《女神》！

（摘编自李继凯《才子的书缘——郭沫若评传》）

材料二：

“五四”时期，有许多新诗人和新诗作品，名噪一时，但时过境迁，就被人遗忘。但《女神》的影响力却一直持续不断，曾有调查显示，在二三十年代，中学生心目中最佩服的中国作家，就是郭沫若。这种“威望”的获得，后人多有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将目光集中于《女神》的“阅读场”上，分析了《女神》的接受状态：《女神》的阅读不能只从精神、思想的层面进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某种社会心理的宣泄中。这一切入角度，其实也暗示了《女神》阅读背后，某种共同的情感取向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读者通过阅读《女神》获得了一种被普遍分享的“代际经验”。

《女神》出版后多次再版，成为一本畅销不衰的经典，查其1921年到1935年之间的再版周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两个再版的高峰期：一为1921到1923年，另一个为1927年到1929年，这两个时段恰恰是历史发生巨变、社会思潮激荡的时期。沈从文在30年代曾说：“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熟人”的说法，除了标明诗人的知名度外，也强调了读者与郭沫若间的某种特殊亲近关系。一位读者后来回忆，当时对郭沫若的作品，“随时都有‘自家人’似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和我同一年纪爱好文学的青年都一样能有的罢”。阅读郭沫若，不仅让读者接近了诗人，更重要的是，读者之间的经验关联感也建立起来，“自家人”的感觉道出了一代人之间的身份连带感。

诚如安德森的研究所表明的，对于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来说，阅读具有一种“建构”的功能。《女神》与所谓“代际经验”的关系，也不只是“反映”时代精神，同时还包含了一种“召唤”的性质，即《女神》为其读者提供了一种新自我、新生活的想象。诗人柯仲平早年就是《女神》崇拜者中的一员，在《女神》的鼓舞下，他不仅开始新诗的写作，而且离开家乡，外出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在他那里，《女神》不单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崭新的生活构想和自我构想的指南。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显然有助于一种内在自我的生成，而这种“自我”往往与对既定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的不满或否定相关。如果考虑到这种自我想象发生于一代新青年追寻新的时代身份的过程中，那么就不难理解《女神》阅读的时代性特征，一本新诗集牵动了“五四代际经验”的生成。

（摘编自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施立松

熊希龄出生于湘西凤凰城沱江河畔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熊希龄幼时即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本《三字经》，三四天就能背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稍大，又凭满腹才情，名满三湘。

二十四岁，熊希龄顺利中了进士，与张謇同榜。更有幸的是，在殿试时，光绪帝很欣赏他的文笔，在他的考卷上用朱笔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年纪轻轻就被“点翰林”，仕途可谓顺风顺水，前途无量。可是，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没来得及勾画人生，锦绣前程就生生地被雨打风吹去。

就在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腐朽如槁木的清王朝，已承载不了他的理想之舟，“分道扬镳”成为必然。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还是潺潺流淌的沱江水收容了这个才子失落的心。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静待中的熊希龄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国内立宪呼声如浪潮高涨，一向闭关自守的清廷和心扉紧闭的西太后，迫不得已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就是其中之一。端方与袁世凯、岑春煊、张之洞一起，号称清末四大能臣，一度支持戊戌变法。端方非常爱惜熊希龄这位才子，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大力保荐。就这样，熊希龄充任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奏调他任东三省屯恳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东三省的经济，在他的“长袖善舞”下，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熊希龄的头上，也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湖南前后三任巡抚都非常赏识熊希龄。三任巡抚中，端方、赵尔巽是清廷倚重的股肱之臣，陈宝箴是维新派骨干，他们的竞相举荐，足以表明熊希龄这位“三湘有为之士”的才识和能力。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熊希龄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原则组阁，熊氏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和“名流内阁”之称。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自然渴望有番作为，他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熊希龄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他的目的达到后，“名流内阁”便沦为累赘。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虽然才华横溢，有谋有略，处处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

熊希龄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命运，都输给了那个乱世。熊希龄开始筹办香山慈幼院，穷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这个转身虽不华丽，甚至有些无奈和凄怆，但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大家，使得乱哄哄的世道，有了一处安宁的荫蔽，风雨凄迷的漫漫长路，有了一个歇息的长亭。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一所特殊的学校，一座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慈幼院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的衣、食、住及学习用品全部免费。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它自婴儿教保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同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与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陶冶，初中得职业试探，高中得职业专修”，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慈善教育的先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丹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炼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熊希龄是决心奔赴国难的，他做好了死在战场上的准备，他办的两件事格外引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①；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名人传记》）

【注】：生前预造的坟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是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这样评价袁隆平：“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做，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摘编自《东方评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问题。

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

作为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了人生的大海之中。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黄旭华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深潜”报国三十年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老家的亲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忙时，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李世英说。

攻坚克难铸重器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黄旭华回忆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终生奉献不言悔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美国曾有一艘核潜艇在深潜试验中沉没，这场灾难悲剧被写进了人类历史。

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所有的设备材料没有一个是进口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开展极限深潜试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我总担心还有哪些疏忽的地方。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我决定和大家一起深潜。”黄旭华说。

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米一米地下潜。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在此深度，核潜艇的耐压性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正是凭着这样的奉献精神，黄旭华和团队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顺利下水，黄旭华禁不住热泪长流。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9月23日）

本文从哪些方面突出黄旭华的精神品质？请简要分析。

①报效祖国之心。他从小立下报效祖国的宏愿，并“深潜”一生为中国核潜艇事业付出一切；

②攻坚克难之志。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探索，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③不惧风险之举。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他冒着高风险亲自上艇参与试验。

本题考查学生对传主精神品质的分析概括能力。

阅读本文可知，文章由一个总领段落和三个小标题组成，这三个小标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黄旭华的精神品质。

第一个小标题是“‘深潜’报国三十年”，这部分写的是黄旭华报效祖国的优秀品德，侧重从黄旭华对国家“忠”，从而无法对父母“孝”的角度来写。文中写到“此后30年时间，他老家的亲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他眼含泪花说……”；文章也通过他爱人的角度侧面表现了黄旭华对国家交给的任务尽职尽责，“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

第二个小标题是“攻坚克难铸重器”，这部分主要从黄旭华研制水滴型核动力潜艇的角度表现他的攻坚克难之志。文中写到了他研制时遇到的困难，“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但是黄旭华勇敢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此后他带领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最终成功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第三个小标题是“终生奉献不言悔”，侧重从他亲自参加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角度歌颂他的不惧风险之举。文中写到“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写了他参加这次试验的过程，“开展极限深潜试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我总担心还有哪些疏忽的地方。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我决定和大家一起深潜”。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突出了黄旭华的精神品质。